布希之錯與甘迺迪之過
"自欺要比欺人威力更強 "
撰文╱薛莫 (Michael Shermer)
翻譯／潘震澤
伊拉克戰爭已經打了四年，從開戰至今，已有超過3000名美軍喪生，平均每日花費在2億美元之譜，一年下來則是730億，那可是相當巨大的投資。難怪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國會議員，連同布希總統，都認為美國應該「堅守路線」，而不能「拔腿就跑」。就好比2006年7月4日，布希總統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所做的演說中解釋道：「我不會在達成任務前撤軍，而讓2527位美國將士白白犧牲。」
在人生的抉擇中，我們都有過類似的非理性論點；碰上了下跌的股票、賠錢的投資、失敗的生意，以及變質的感情，我們仍抓住不放。要是夠理性的話，我們會計算往後的成功機率，來決定這項投資與可能的回收是否相當；只不過，在感情、戰爭或生意上，我們並不理性。這種特別的非理性，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蝕本謬誤」。
心理學家塔夫里斯（Carol Tavris）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心理學教授阿隆森（Elliot Aronson）合著的《有人犯了錯（但不是我）》（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一書，對造成上述以及其他認知錯誤的心理學，有極為精闢的闡述。塔夫里斯與阿隆森把重點放在所謂的「自我合理化」上，也就是「讓人相信自己的作為已經是再好不過的了」。「有人犯了錯」這句話的口氣，就彰顯了這種合理化的過程。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談及越南、柬埔寨及南美時就只承認：「我所任職的行政單位很有可能犯了些錯誤。」
推動這種自我合理化過程的，是認知失調；塔夫里斯與阿隆森的解釋是：「只要人同時出現兩種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認知（包括想法、態度、信念、意見），就會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這種認知失調造成的心理不適，程度從輕微的疼痛到深切的痛苦不等，除非想出辦法減輕這種苦楚，人是難以平靜下來的。」就是在減輕這種失調的過程當中，自我合理化的加速器才開大起來。
誤將人定罪並判處死刑，可是認知失調的極致肇因。自1992年以來，「清白專案」一共無罪開釋了192人，其中14人是死刑犯。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教授葛羅斯（Samuel R. Gross）說：「如果我們對有期徒刑案件的複查，也像對死刑案件那樣投以相同程度的關切，那麼在過去15年間，將會有超過2萬8500件的有期徒刑得到無罪開釋」那麼是什麼樣的自我合理化，減輕了這種形式的認知失調呢？美國西北大學的法律記者渥登（Rob Warden）解釋說：「一旦身處這樣的系統，你就會變得極為憤世嫉俗；到處都有人對你撒謊，於是你發展出一套犯罪理論，也就導致我們所說的視野狹隘。等到多年以後，有壓倒性的證據出現，顯示犯人的清白，你會坐在那兒想，『且慢，要麼是如山鐵證錯了，不然就是我錯；但我是好人，我是不可能錯的。』這種心理現象，我可是屢見不鮮。」
只有少數的例子，會有人說：「是我錯了。」那結果又如何？讓人訝異的是，勇於認錯的人得到了寬恕，也贏得了尊敬。試想，如果布希總統給了下面這篇演講，會有什麼結果：
由本人領導的行政部門不願文過飾非，因為有位智者說過：「只有在拒絕改過的情況下，過失才會成為錯誤。」我們願意承擔所有過失的責任我們絕不會去找代罪羔羊任何錯誤的最終責任都在我身上，就只在我一人。
這麼一來，布希的聲望將一飛沖天，人們對他的尊敬也會高漲，因為他具備了一位深思熟慮領導人的條件，在面對新證據時願意捐棄成見；這正是發生在甘迺迪總統身上的事：他在美軍入侵古巴豬玀灣失敗後，說了上面那段話。
【本文轉載自《科學人雜誌》2007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