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暖化，經濟與道德的兩難

撰文∕布魯姆（John Broome）　翻譯∕鍾樹人
 

　　 關於氣候變遷，我們應該怎麼做？這是一個道德問題。科學（包括經濟學在內）能協助我們找出氣候變遷的成因與影響，也能協助我們發掘因應氣候變遷的辦法。不過關於我們「應該」怎麼做，卻是道德問題。

　　不是所有與「應該」有關的問題，全都關乎道德，舉例來說，「你應該怎麼經營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就不是道德問題。但氣候問題攸關道德，因為任何經過深思熟慮的答案，都得考慮到不同人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如果這個世界真的要對氣候變遷做些什麼，有些人（主要是目前富裕的一代）就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免未來的世代可能得悲慘的在一個更熱的世界中求生存。而當利益發生衝突時，關於「應該」的問題一向攸關道德。

　　氣候變遷引發了若干道德問題。當未來世代擁有的物質生活可能比我們更多時，生存在今日的我們，應該如何評估他們的福祉？許多活著的人以及其他未出世的人，可能死於氣候變遷的效應，每一樁死亡都同樣不幸嗎？所有的死亡事件加總起來又有多麼不幸？許多人可能在孕育後代之前就面臨死亡，所以原本可能出世的孩子將因為氣候變遷而無緣來到人間，這些孩子的消失是件壞事嗎？富人是否因為排放溫室氣體，而對世界的窮人造成不公？氣候變遷造成世界性大災難的機會雖然微小卻真實，我們應該如何因應？

　　許多道德問題單憑常識就能解決，不太需要動用到複雜的哲學。每個人多少都有能力面對氣候變遷所引發的道德問題，舉例來說，幾乎任何人都會認同這項基本的道德原則（只有少數人例外）：我們不應為了個人利益，而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沒錯，傷害他人有時是無法避免的，有時也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意外造成傷害，但每當你造成了傷害，通常都應該補償受害者。

他人受害，你也有責任 
　　氣候變遷將造成傷害。熱浪、風暴和水災會造成許多人死亡，同時傷害其他人；熱帶疾病疫區會因為氣候變暖而擴大，奪去更多人命；降雨模式改變將造成有些地區的糧食與安全飲用水的短缺；海平面上升與其他因氣候而引發的壓力，將造成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得許多人變得貧窮。目前，很少有專家能提出明確的預測數字，但我們根據統計數字已看得出，氣候變遷可能造成多大規模的傷害。據估計，2003年發生在歐洲的熱浪，奪去了3萬5000條人命；1998年中國的水災使2億4000萬人生活不便。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早在2000年，氣候變遷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就已經超過了15萬。

　　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排放溫室氣體，開車、用電，購買任何在製造和運輸過程中會消耗能量的物品，這些活動都會製造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遷。這麼說來，我們每一個人都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傷害他人。也許此時此刻，我們無能為力，甚至在過去，我們根本毫無意識，但是根據我剛才提出的基本道德原則，我們應該試著停止這件事，並且補償我們所傷害的人。

　　關於氣候變遷我們應該做什麼，絕不只是利益與成本之間的權衡（雖然這也是其中一部份），相同的原則也告訴我們，假設你打算和朋友宴客到天明，這會使得鄰居徹夜無法入眠，就算你計算自己和朋友所得到的利益，大於鄰居所受的傷害，也並不表示你應該舉辦派對。又例如，有個工業計畫可在不久的未來帶來利益，但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卻會危害數十年之後的人們，同樣基於利益大於成本的假設，也不表示這個計畫就應該進行，的確，這在道德上可能是錯的，獲益的人不應該把成本強加在未受益的人身上。

衡量成本與效益 
　　關於應該如何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雖然衡量成本與效益無法徹底解答，但仍不失為解答的重要一部份。為了減緩氣候變遷所花的成本，就是現代人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所做的犧牲，我們必須少去旅行，讓房子更能隔熱；我們必須少吃一點肉，生活少一點浪費。效益則是未來的人類會有較好的生活，不必因為土地沙漠化而吃那麼多苦頭，也不會因為海平面上升而失去家園，或承受那麼多的洪水、饑荒及大自然的貧瘠。

　　把某些人的利益與其他人的成本放在一起比較，是一項道德議題。但減緩氣候變遷的成本與效益，卻常常以經濟學的術語呈現，而且經濟學能提供有效的方法，權衡複雜狀況下的成本與效益，因此，經濟學在這裡可以為倫理學效勞。

　　成本效益經濟學的道德基礎，最近出現在一份重大報告中，那就是英國財政部的史登（Nicholas Stern）與同事合著的《論氣候變遷經濟學之史登評論》（簡稱《史登報告》）。《史登報告》把重心放在成本與效益的比較，並於結論中指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效益，遠大於除去這些氣體所花的成本。史登的報告引發經濟學家強烈的反應，原因有二：第一，部份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結論不該以道德前提做為基礎；第二，這項評論主張立即採取強烈的行動，控制排放，但其他的經濟學研究，好比美國耶魯大學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的報告，卻認為如此急迫的行動並非必要。

　　這兩項爭議是彼此相關的。史登與諾德豪斯的結論之所以不同，從道德基礎上來看，主要是因為史登的「折現率」較低。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商品的價值在未來會比現在低，也就是說，他們會對未來商品的價值打折。不僅如此，商品可取得的時間離現在越遠，這項商品的現值就會打折得越厲害，折現率所測量的是商品現值隨時間降低的速度。諾德豪斯設定的折現率約為每年6%；史登為每年1.4%。結果，舉例來說，在一世紀之後價格一兆美元的商品，史登所認定的現值是2470億美元，但以諾德豪斯的標準來看，在2108年價格一兆美元的相同商品，在今天只價值25億美元。因此，對於發生在100年後的成本與效益，史登所認定的現值幾乎是諾德豪斯的100倍。

　　 這兩位經濟學家對折現率的不同見解，足以解釋兩人結論的差異。為了控制氣候變遷而投注的成本，大多會發生在不遠的將來，所以當代的人必須犧牲部份的消費，但所帶來的效益卻大多會發生在一、兩百年之後。由於史登對這些效益所認定的現值比諾德豪斯來得高，因此他認為目前應該花在氣候變遷上的成本，也高於諾德豪斯的判斷。

【本文轉載自《科學人雜誌》2008年7月號】